咸淡 Walk Confidently

一
在这个城市里不论树木花草，不论雀鸟昆虫，不论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互相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最神圣而重要的倒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实行人对人的统治。
比如今天，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就认为神圣和重要的绝不是享受春天的换了，他们认为神圣重要的是——昨天收到一封毒杀命案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号，上午十一点前将在押的两女一男共三名案犯送法庭受审。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那得感谢玛利亚·柯察金公爵小姐，我的那位还未过门的妻子，她已经在想法设法地统治我的生活了。我想专心画我的画，至少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以为没有人再会来干涉我的爱好。可是公爵小姐却已经开始操持起我的生活。她居然要我去当一名陪审员。一看到信里写着陪审员三个字我就不想在读下去。在这个世道下，哪个法官还会专心致志地听那些陪审员的话，我在那里无非就是坐上一个下午，多认识几个可有可无的上等人。可有可无的上等人，也许这个才是梅西期望我做的吧。简直就和我母亲没有区别。

二
她是喀秋莎吗？为什么她看上去那么眼熟，就像10年前……柳包芙·马斯洛娃，对的是她！……但是她应该还呆在叶卡捷琳娜的，为什么她会沦落到这里？……是的，一定是的，因为我玩弄了她，害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哦，我的天呐！……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嘛？即使我没有和那位州长决斗，也没有被他一枪毙命。说心里话，和看到喀秋莎现在的样子相比，我情愿让子弹穿过我的心脏！要不是我害她走上歧路，她一定还是那个最美丽的喀秋莎……她没有罪。有罪的人是我，我才是罪魁祸首。

三
快放了她！特米德里·伊凡内奇，你这样会害了这个姑娘的。10年之后她会变成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这些都是你害的！……趁她现在还没有被你的花言巧语打动，放过她吧。……有人嘛？要是这个时候有谁出现在那里该多好，这样喀秋莎就会害羞地逃走。哪怕你想再多的花招都没有机会了。有人嘛？你们这些平时总是在我眼前唠唠叨叨或者低声祈求的人呢？这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你们怎么可以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特米德里·伊凡内奇，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东西都是你想要就能够得到的，并且理所应当。

四
她是因为我而堕落的。以前姑妈说喀秋莎象她母亲一样生性淫荡。说她在我走后不久就怀上了野种……那可能是我的孩子！上帝啊，我的孩子！我居然就这么走了，而且还像个嫖客一样，在临走的时候给了她100卢布。
噢！特米德里·伊凡内奇！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呀！你知道你的行为是多么的卑鄙、恶劣、残酷嘛？你怎么还有脸去做陪审，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应该是你！呵呵，你早就不认为自己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人了吧？你每天想着的都是快快活活地满怀信心活下去。依靠酒精、依靠女人、依靠那些多得数不清的钱。呵呵，想忘记一切烦恼嘛？可是……这不可能！
我要冲破束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我要老实告诉梅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那位州长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象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五
……

一个剧本而已，我一直这样提醒自己。
但是如果是平常的剧本，我一定会很喜欢地用自己的思路去控制，去主导整个结构，整个故事。而现在我遇到了《复活》这个万分艰难的挑战。

长篇小说写得是一个时代。而这个长篇不只是一个时代，还是作者的一生心血。列夫·托尔斯泰用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写出了复活，当中包含着他生命最后几年的离家出走，深入地方考察。仔细研读小说的我不敢说托尔斯泰是把自己当成了涅和留多夫在生活，不过他真的是用十年十年换取了自己对这个主人公的理解，对他身边其他人物的理解。比起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复活真正深入了人最本质的内心。

在改编这个剧本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个问题。我感觉抓狂，内心矛盾。我甚至想吐。想吐不是因为恶心或者其他，而是觉得一种心力憔悴，从来没有为一个本子投入过如此多的精力，这样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色中去生活。所以是我的心脏在带动我的胃不停反复，不停的翻滚。
审查本子的导演说我写得太平，故事没有起伏。这是现在遇到的最头大的问题。我想说不是我要写得平。这是导演说到我心眼里去了。很矛盾啊。这个小说没有太多的起伏，就像以前看过的电影《白夜》，以及我喜欢的气死洛夫斯基的电影一样，托尔斯泰用一种近乎波澜不惊的笔墨在白描以这个社会，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这种人物心路历程看似波澜壮阔，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又显得这样的平凡。舞台上要强调的矛盾冲突，需要观众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的坐过山车，但是这个小说似乎不是在写这样的场面，他就像陈佩斯的喜剧，会让人笑着哭。
这是一种矛盾，小说文本和舞台文本的矛盾，似乎很难处理得当，至少我在煎熬，怎样让这两者的差异在舞台上，至少是我的舞台文本里表现得出。
也正因为我的矛盾，所以导演很体恤我的难处，开始了令人刺激的群体讨论，来帮助我一起定舞台呈现的方式。非常棒的过程，大家在一起工作的几个半天热闹亢奋，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把整个文本的框架给完成，只待我整理出来，然后把之前写的内容给填写进去。可是，我却有那么一些纠结。这也许就是第二个我的内心的矛盾吧。我很喜欢形式上的东西，非非非常喜欢，至今排过的东西都是玩形式为主，甚至我会给自己找一个玩形式的借口——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是对于复活来说，形式感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小说主要白描的人物内心需要的似乎是演员在舞台上竭尽全力地塑造，适当的场景调整，加上合适的灯光音效就已经足够。哎。。。。这个形式啊。。。。该怎么调整啊。。。。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剧本的主角该是谁的问题了。。。。我甚至已经在想剧本研讨会上已经怎样来发言了。。。。在夏衍改编的剧本里，他把马斯洛娃作为了女主角，而涅和留多夫似乎变成了一个配合的角色。而小说不是。小说里的主角只有一个——涅和留多夫。
可以理解夏衍为什么要这么做。带着左的思想的夏衍想把贵族子弟涅和留多夫的思想的复活写成是由一个下等妓女马斯洛娃的刺激而发生改观的。这很符合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需要。试想台下的观众一定会为了这样一个新时期女性的代表性人物鼓掌欢呼。但是真正的情况是涅和留多夫是因为马斯洛娃这个10年前被他诱奸的女人的出现，让他产生要赎罪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成了他内心希望改变自己生活的想法的导火索。
这两个理解的不同，写出来的剧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视角的不同，剧本能够告诉别人的也会不同。我一直在和导演坚持这样的观点，很成功。但事实证明，从马斯洛娃的视角去写，整个剧本很容易。而要从涅和留多夫的视角去写，那就要带出一个时代，很困难。我在给自己挖坑。但就像他们说的，挺过来了就好了。
事实是我忠于挺过来了。在大家的帮助下把这些视角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我还是怕，因为整整三个部分的内容要压缩在110分钟内。这是又一个矛盾了吧。我最初写的时候是按照任务需要的90分钟的容量去写的，看是写着写着，我发现不能啊，我怎么也要写到150分钟的容量啊，毕竟分成三部的小说，要在150分钟里完成。天。。。。我收不住，功力不够。。。。还好，后来剧组的要求从一个半小时开始松动，慢慢地到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再到两个小时左右。我终于可以放松镣铐。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很大的挑战吧。恩，是个挑战！

前天在温州睡大觉的时候孙老师接了个导师的电话，然后就约了今天去谈话。

两天来心情很忐忑，生怕导师又安排了什么新任务。于是，我在踏入导师办公室前就决定装傻到底，然后说手上事情很多，可能不能再接什么活了。

事情来得很突然，当同去的师姐和导师聊了半天以后，突然他的枪口对准了我。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给我什么新的任务！他真的没有给我什么新的任务。反而说。。。。。。
“新煌，听说你现在事情很多啊。”
“额，暑假里怕自己无聊，就多了点。”我说
“少做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吧，要知道重点。”
“哦知道了。”
然后的对话大体意思是你想不想考博，如果想考的话现在就要开始认真复习起来了。算是一种答应让我考的态度吧。

好吧，带着导师的这句话。我想我也是应该把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给放下了。然后计划下下半年应该做的事情。
英语吧，12月份的六级是最后一次过线的机会了，一定要好好复习！
然后就是专业的复习，饿，好多东西，但愿不要看死。
其他的，现在答应的都好好得去做掉吧。
接下来的事情一概不接了。

引用三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博，我要烤死你！！！

突然想写博了，却又不知道应该给它取个怎样的名字。于是，朝左手边望去，看到了灌篮高手的明信片醒目地放在那里。就叫slam dunk吧。

周六去看了伍佰上海演唱会。曾经对自己说过有两个人来上海开演唱会我一定会去，一个是张震岳一个是伍佰。很幸运的，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心愿都完成了。虽然都是买黄牛票，都是没有看到看场，但是心愿终于也就这样了了。很开心，能和蛋清一起等了两次黄牛票，而且都是用110块钱冲了进去，并且在场内肆无忌惮地喊着跳着，直到嗓子完全哑掉，直到眼泪激动地蹦出眼眶，和喜欢的人一起和喜欢的歌手同场飙歌是一种幸福吧。
并且有种很莫名的冲动，在看完伍佰和张震岳后我的心愿又变成了一定要在将来去台北小巨蛋听他们的演唱会，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展现自我的地方，最好有可能的话，希望他们能在已经不在的LIVE A GOGO开唱，这样我也可以体会一下那种零距离在他们面前蹦蹦跳跳的感觉了。有种想离开上海的冲动。

有种想离开上海的冲动。记得是在看到yoji的北京相册时开始的。虽然不是很喜欢绿毛，不喜欢那种皇城根下的傲慢，但是那里有种底蕴在吸引我。说不上到底是不是北京在吸引我，应该是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的各自的底蕴在吸引我吧。心底伸出有个声音在呼喊我，出去走走吧，最好是一年半载。
刚刚毕业的同学的留言里写着“感觉上海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世界”，除了好友外，大概真的是这样吧。不过我却不是很认同。只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充满压力和快节奏的城市里，一切都会让人身不由己。每个人都像扑火的飞蛾，各自为了一些看似美好，却又可能是幻象的东西努力着。赚钱、努力的赚钱，然后找个好老婆好老公结婚，生个胖娃娃，把他们抚养长大，看着他们成才，等着自己慢慢老去。生活的意义仅仅如此。很喜欢蛋清给我讲的厦门的故事。她在海边遇到一个渔民叔叔，她问叔叔，你在干什么。叔叔说他在打渔。要是打不到鱼，就当在海边玩。好想要这样的生活。好想好想。

灌篮高手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着。我最喜欢的不是湘南的那些猴子们，也不是那些很帅的帅哥。我喜欢鱼柱。那个陵南的大猩猩，比赤木都丑的大猩猩。当陵南被淘汰后，他退学去继承了爸爸的料理店。但是又在众人的劝说下，重新出山与湘南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练习赛，最后虽然还是失败了，但是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最后又无怨无悔地去做了他必须去承担的事业。这样的男人，比樱木和流川枫更让人敬佩吧。

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之前，我约同几位朋友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请上海的中小学生每人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通过网上点击赠送灾区的同学，“九久网上书城”免费帮助完成这项赠送活动。我为两方的中小学生都写了一段话，其中说到：中国下一代对灾害的最平静回答，是朗朗书声。

　　五月十日下午，我把万余册图书，亲自送到了灾区。灾区几所中小学都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场面让我非常感动。

　　赠书之后，我又为上海市援建都江堰市的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作了一次报告，说明一年来抗震救灾壮举体现了中国人的大爱至善精神，说明中华民族在集体本性上具有非常优秀的潜质，不输于世界其它民族。因此，我对上海市的工程技术人员说：“四川灾区是读解中华文明的一个大课堂，你们有机会来援建，是一种荣幸。”我的报告是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板房里做的，里边挤了两千多人，大家都汗流浃背，但三小时下来，全场肃静，掌声不断，没有一个人离开。

　　在灾区的这段时间，我还参观了一些校舍的重建、文物遗迹的修复，又重新祭拜了被保留下来的废墟现场。我还访问了著名的救灾英雄、普通的受灾百姓和辛劳的基层干部，知道了这一年来他们每天要面对多少无法想象的难题，也知道了他们前面还有多少沟壑需要跨越。总的说来，那里是一片令人感动的奋斗景象。

　　但是，完全出于意外，我的这些言论，立即受到了香港《蘋果日報》一个署名“桑普”的人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我说中国人的“大爱”、“至善”、“生命关怀”、“以人为本”，全是“迷魂汤”。他向香港读者宣布，中国四川的512地震，“涂炭生灵，哀鸿遍野”，“人祸才是主因”。他甚至认为“真相早已摆在眼前”，“地震早有先兆”，他认为地震的灾祸是“官场腐败的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香港的几位作家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告诉我，写这篇文章的，一定是大陆文人，因为口气、文风只能是大陆的。对此我真正愤怒了，不是因为它针对我。目前在全世界，包括那些对中国有对立情绪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人认为，512地震主因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大爱精神是不存在的，是灌“迷魂汤”。

　　美国没有人这样说，法国没有人这样说，日本没有人这样说，连台湾也没有人这样说。这次地震一周年，世界各国媒体又都来了，也没有一个记者这样说。但是，有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却这样说了，而且在国际媒体上振振有词。

　　世界历史上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地震，造成的生态灾难各有记述。去年的512地震，是历史上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的最严重的一次，直到今天，居然没有出现任何瘟疫、饥荒、逃亡、难民，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奇迹。为什么一定要闭着眼睛否认这个发生在自己祖国的奇迹，却去玩弄什么“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词汇去诓骗外人呢？你作为中国人的良心放到哪里去了？

　　说这种话，表面上是为了“生灵”，实际上是糟践中国，糟践中国人。我可以断定，这些人一定没有捐款，没有默哀，没有到过灾区，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因为他们一再宣称任何捐款和援助都会让当地政府贪污。这种谎话，其实也在阻止来自世界各国的捐款和援助。

　　我并不是说灾前灾后当地的行政管理工作没有问题。这正像，日本人来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也有很多问题。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总不能说，日本人侵略的“主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时的中国政府问题再多，我们也要坚决抗日，保卫祖国。把外来的灾难全都变成了自我讨伐，这就成了汉奸。六十年过去，时代已与抗战时期大不相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警察、中国医生的表现，堪称优秀。全世界都承认了，唯独几个中国人彻底否认，我真不知道该把你们叫成什么！

　　这个署名“桑普”的人，又一次攻击我去年对请愿灾民的劝说。好像是他站在灾民一边。其实，我当时急急地站出来劝说，正是看到有人要利用那些灾民做政治文章。这些人，明明知道在大地震现场要起诉房屋建筑质量是一件难事，将旷日持久，明明知道大瘟疫随时有可能流行、堰塞湖随时有可能崩塌，明明知道这些灾民在精神上极待援助，却铁着心肠要这些可怜的灾民长时间地跪在那里，来帮他们完成政治图谋，这实在是太冷血、太阴险了。你们要反对中国政府，可以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啊，而且也应该由你们自己来发言啊，怎么能让这些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家长成为你们的棋子？你们去问问那些家长，有哪一个会同意你们的政见？

　　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独立文化人，居无定所，不交权贵，连作家协会和文联也没有参与，只是凭着我的亲眼所见和内心良知说话，如果按照“桑普”等人的所谓西方民主观点，我应该也有言论自由吧？我应该也有歌颂中国人、劝慰灾民的权利吧？为什么灾民们听从了我的劝慰而不听从他们呢？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来阻止我发言呢？因此，他们不得不伪造了一个阻止我的理由：仍然说我“文革”中有问题，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小组。“桑普”这么一说，我立即知道他是谁了。

　　我曾经一再说明，我在文革中全家受到迫害，只在林彪事件后参加过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工作，那是一件光明磊落的大好事。但“桑普”等人故意把水搅浑，把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也说成是“文革写作”，还拉出一个“石一歌”的笔名硬按到我头上。我为此曾经发出悬赏，宣布只要有一个人能出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水给他，并在全国传媒上公布。我的悬赏进行了整整六百天，而且还写进了我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的《借我一生》中，但六百天里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一句，这该真相大白了吧？但可笑的是，这次“桑普”在《蘋果日報》上发表的文章上说，我不仅是“石一歌”，而且还杀了人！

　　这在香港，当然是犯了诽谤罪，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在香港打官司，费用是一笔天文数字，我付不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桑普”等人最近几年都到香港去造谣诽谤大陆的人和事了。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当然只是为了钱。钱来自何方？他们自己知道。

　　我最后要说的话是，诽谤我，你们已闹了十几年，我不想理会了；批判中国政府，这也是你们的权利；但是，要糟践全中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糟践中国人内心的大爱，糟践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集体形象，我不可容忍。

　　我年岁已经不轻，早已无所畏惧。今后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从文化上回击那些向中华民族泼污的一个个利益集团，呼唤华夏子孙本应具备的尊严。这些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演讲，以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巡回讲学，都围绕着这个主题。512地震使我对这个主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在此，我想重复一下我在512之后半个月与两个美国朋友的对话——

　　美国朋友：余先生，你们中国的这次512，很像我们美国的911，虽然是灾难，却振奋了民族精神，达到了空前团结。

　　余秋雨：不，512高于911。911还留下了极大的仇恨，使你们终于发动了两场战争；而512的中国人，只凭着爱，解决一切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成为唯一没有湮灭的古文明？每次灾难都这么过来的。没有个人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挡大灾难，只能靠着永远的守望相助，文明才能延续。文明和个人一样，“仁者寿”，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比别的文明更善良。只可惜，我们的历史没有把这些最重要的事情记下来。